信息茧房时代：偏见、撕裂与群氓
编者按：重温好文，开工大吉！推荐《信息茧房时代：偏见、撕裂与群氓》。
“就在此时此刻，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全世界陷入了恐慌之中，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背负着各自的历史积怨……即使这无穷尽的对抗中有一些似乎的确是基于现实的利益冲突，我们仍怀疑，大部分对抗是幻想中的恐惧的产物。然而，虚构的恐惧能够造成真实的痛苦。【1】”
现代个性心理学创始人高尔顿·威拉德·奥尔波特教授以这段话开启了他的著作《偏见的本质》。这本书诞生于意识形态激烈对抗的50年代。六七十年过去了，人们的偏见与对抗更少了吗？
互联网曾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信息海洋，但如今的算法却编织了一个个信息茧房。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，每个人看自己想看的，听自己想听的，宛如回音壁一样不断地重复那些悦耳的声音。然而，这种舒适终会将付出沉重的代价：偏见、撕裂与群氓。
本文探讨信息茧房、人类认知与自由市场的关系。
本文逻辑
一、偏见与傲慢
二、撕裂与群氓
三、逻辑与生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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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偏见与傲慢
2006年哈佛大学凯斯·桑斯坦在他的《信息乌托邦》中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。桑斯坦指出，在信息传播中，公众所接触的信息是有限的，会选择自己愉悦的信息，久而久之，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“茧房”中【2】。
其实，世界之大，信息无穷，考虑到处理信息的成本与风险，人们倾向于待在认知的舒适区。这是一种自我编制的茧房。这种茧房并不可怕，因为自由竞争的压力会迫使人们走出舒适区，懒惰者、安逸者被惩罚、被淘汰。
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他人编制的信息茧房。
在古代，每一个村落都是独立的信息孤岛。村落之间除了官道外没有通行的道路，临界区域遍布高山、密林及河流，野兽出没，山匪当道。这是天然的信息茧房吗？
将古代村落沦为信息茧房的并非野兽而是君王。古代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计划经济，中国是小农计划，欧洲是城邦计划。计划经济特点是稳定输出与计划配给。其前提是权力集中，统一指令，信息封闭，控制言行。古代君主不允许村民随意迁徙，打探信息，生在村里，死在村里，让本地的礼教、习俗构成的“权威信用体系”控制村民的言行。
随着文字、纸张、印刷、电报电视的问世，知识精英逐渐掌握了信息茧房的控制权。世纪之交，互联网打破信息孤岛，“逆袭”知识精英。如今，技术精英借助算法悄无声息地夺权，给每一个人都量身订做了一个信息茧房。
美国反科技“狂人”希尔多·卡辛斯基曾在《工业社会及其未来》一文发出警告：“工业化时代的人类，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机器控制，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。”
在算法时代，你以为自己拥抱了知识的海洋，其实你看到的信息只是你想看到的，技术精英想给你看到的。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回音壁中反复地收听那悦耳的音符。
然而，这种舒适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。信息、方法论与智慧存在关联关系。信息是方法论的原材料，方法论很重要，但不是决定性的。在信息茧房中，人们即便可以获得很多想要的信息，经过科学方法加工，也很难输出真正的智慧。
所谓真正的智慧，是指自然规律、人的行为规律以及思辨哲学。掌握规律靠什么？靠抽象逻辑。如何获得抽象逻辑？
数学就是一种抽象逻辑。自然科学依靠数学论证建立，现代医学的可靠性建立在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之上。在大数据时代，实证方法越来越流行，数据越多，研究越充分。这就是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主义。
不过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通过数学方法来建立抽象逻辑。普通人只能使用经验归纳法来认识事物。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法。比如，把家里养的动物归纳为家禽（家畜），野外跑的动物归纳为野兽。
但是，这也是一种极容易犯错的认识方法。比如，家养的狗跑到野外去了，是家禽还是野兽？为什么经验归纳法容易犯错？原因是经验归纳法容易建立形式逻辑，而不是抽象逻辑。
比如，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，等于两个苹果。这是形式逻辑。一加一等于二，这是抽象逻辑。古代人看到太阳每天东升西落，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。这就是形式逻辑。
形式逻辑与信息茧房有什么关系？形式逻辑是不是信息不充分导致的？信息是必要条件，但不是充分条件。不管是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，都不可能获得充分的信息。形式逻辑的错误更多源自信息源被控制，即信息茧房。
比如，你从小到大看到的天鹅是白天鹅，那么你容易将白天鹅等同于天鹅。这就是形式逻辑。如果你哪天看到了一只黑天鹅，那么你的思想可能要遭遇一场“黑天鹅”。当黑白天鹅都看过了，你不容易陷入“颜色”的形式逻辑，从更本质的角度认识天鹅。但是，很不幸的是，黑天鹅全被我宰了。这就人为地制造了“幸存者偏差”。
在古代，每个国家、每个村落都是一个个信息茧房，人们在回音壁中不论怎样折腾都不可能建立抽象逻辑，不可能催生现代科学与制度。古代中国一次次地打破信息茧房，又一次次地重建信息茧房，而且茧房越来越牢固，最终与现代化渐行渐远。
其实，只要信息是自然流动的，即使存在信息不对称，人也可以在经验基础上建立抽象逻辑。这就是德国哲学家的“先验”认识论。经济学家米塞斯用先验来解释奥派的方法论。先验，其实是在经验基础上的抽象逻辑。
比如，在自由市场中，价格上升，需求减少。需求定律，可以通过数学论证，也可以通过从经验中抽离出来形成抽象逻辑。
科学家普遍反对定性、经验及“先验”，推崇数学实证。后者更具可靠性，但是实证的假设，就是依靠“先验”得来的。如果假设上犯了“形式逻辑”的错误，实证研究也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，如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完全市场理论。很多不具备“先验”能力的经济学家、科学家，能够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，但结果可能是错的，或者毫无价值的。当今世界，出色的数学家、统计学家很多，但是富有智慧的科学家、经济学家极少。
所以，关键问题不是定性或定量，不是证伪主义或“先验”认识论，而是如何建立抽象逻辑。无法建立抽象逻辑的关键，不是信息不充分，而是人为设置的信息茧房。在信息茧房中，人即便可以获得特定的丰富的知识，也难以建立抽象逻辑。有些人纵然满腹经纶、博闻强识，也只是个愚不可及的老朽。中国古代不乏翁同龢这样的“帝师”与大儒，但他们因为缺乏思辨哲学与智慧，无法将中国引入现代化。
在信息茧房中，形式逻辑占据统治地位，偏见盛行，盲目自信。古代地球人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，生活在自己茧房中玛雅人、印度人、罗马人、东亚人均以自己为地球的中心。他们建立了形式逻辑的知识，比如所谓的国学、西方经济学、东方心理学。真正的知识是抽象逻辑的知识，是没有国别、种族、民族之分的。不可出现西方的质能方程式，亦或是东方的需求定律。
在瑞士伯尔尼的一次统计学会议上，当一个年轻人说到"经济学自然规律"时，德国学者施穆勒打断他说：“先生，并不存在任何的经济学自然规律。”
年轻人反问：“先生，你知道伯尔尼哪里有吃饭不用付钱的餐馆吗？”
施穆勒很不高兴地说：“没有，倒是有便宜的。”
这位年轻人就是帕累托。
帕累托探索的是经济的一般规律，而德国施穆勒领导的历史学派是典型的形式逻辑学说，它建立在德国特殊论之上，最终导向了希特勒领导的纳粹运动。
信息茧房促使逻辑形式化，思维简单化，认知标签化，理论特殊化，导致人愈加封闭、自我、无知、偏执、傲慢、群氓。
这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。一个个舒适的信息茧房里，暗藏着一股股盲目的社会洪流。
02
撕裂与群氓
在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的《动物庄园》中，统治者猪给动物们确立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动物主义原则：“四条腿好，两条腿坏”【3】。
仅用腿的数量来判断好与坏，动物们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分辨敌我，将两条腿的（主要指人，庄园主）打入深渊。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，羊都会在动物们的耳边念叨这个原则，动物们听到后立即就站在了猪这一边。
鸡鸭鹅不也是两条腿吗？没办法，鸡第一个被“歧视”，猪将鸡蛋拿去“出口”换农具。后来，“所有动物一律平等”的原则后面，加了一句话“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”。拿破仑（领袖猪）摆平了政敌斯诺鲍后，动物庄园的口号变成了“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”。最后，六个庄园主和六头猪在屋里打牌。“外面的众生灵从猪瞅到人，又从人瞅到猪，再从猪瞅到人；不过他们已然区分不出谁是猪，谁是人了。”
在信息茧房中，形式逻辑战胜抽象逻辑，标签替代思考，偏执引起群氓。腿的数量，就是一种形式逻辑。这种形式逻辑成为了好与坏的标准。两腿的就是坏蛋，这就是贴标签、扣帽子。
缺乏抽象逻辑的人容易服从于一种哲学。米塞斯在《人的行为》中揭示了这种哲学的逻辑问题。它认为主观服从于客观，真理源自现实而非逻辑，进而推导出生产力决定论、劳动价值论、身份决定论、立场决定论、动机决定论、历史决定论【4】。
服从于这种哲学的人，谈历史，使用的是盖棺定论；谈现实，强调“存在即合理”；谈国家，但不思考何为国家。他们不问是非，用折中主义掩盖错误；不知对错，用屁股决定脑袋。在公正面前，将妥协视为艺术，将守正视为愚蠢，将标签视为标准，将立场视为正义。总之，“大即原罪”，资本家等于罪犯，反对我的人一律是卖国贼、汉奸和资本家的狗腿子。
美国有一位黑人经济学家叫沃尔特·威廉姆斯【5】，2020年12月1日刚刚去世，享年84岁。他在博士论文《低收入市场》指出，最低工资法对低技术工人不利，尤其是美国黑人。该法律表面上看保护了低收入工人，实际却增加了他们的失业率。如果市场的真实工资低于最低工资，那么企业主就会选择用机器替代，亦或以较高工资雇佣一名更高效率的工人替代两名低收入工人。
威廉姆斯早在60年代就指出，民主党政府的福利政策摧毁了美国黑人社会及家庭，使得黑人更加贫穷。后来的事实正如威廉姆斯所料，福利政策导致黑人单亲家庭暴增，大量黑人没有受到好的家庭教育而穷困潦倒，黑人犯罪率激增。
但是，黑人根本不相信威廉姆斯，甚至大骂他为种族的“叛徒”。与威廉姆斯遭遇同样对待的是另外一名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·索维尔。他支持威廉姆斯的观点：“黑人家庭挺过了数个世纪的奴隶制、数代人的种族隔离，但是，随着自由派（美国左派）所主张的福利国家的扩张，这些家庭已经瓦解。”
黑人经济学家不多，这两位都被美国黑人群体列入“黑奸”。索维尔说过一句话：“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：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。而政治学的第一课，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。”
美国黑人遭遇了民主党政策祸害，难道他们不会觉醒吗？
在信息茧房中，思想市场的惩罚机制不一定有效。即便错误的认知酿成了巨大的代价，但是他们未必能够意识到恶之根源。最近一名大学生自杀，从遗书来看，这位学生至死也不知是什么导致其自绝于世。
信息茧房就像一个劫匪，里面的人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症。人在茧房的时间越长，沉没成本就越大。即便哪天三观受到“暴击”，也不愿意承认和醒来。因为醒来的成本太高、代价太大，心理上接受不了。“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”就是这个道理。相反，他们会劝你好好配合劫匪才是唯一的生路。
美国黑人吃福利吃上了瘾，有些人知道福利破坏了他们的家庭，导致他们变得懒惰和无能。黑人进入了一个向下的螺旋。但是，他们不愿意回头，“黑命贵”运动还会重演。
这种福利制度其实利用和放纵了人性之恶。作为规则的制定者，民主党还要给反对者贴上标签、扣上帽子——种族歧视。
在信息茧房中，有些人不喜欢逻辑，只啃食爽文；不愿意思考，只跟随意见领袖；不是在阅读，只是在取悦和麻痹自己。
德国大众传媒学家伊丽莎白·诺埃尔·诺伊曼提出一种理论叫“沉默的螺旋理论”。她指出，人们越沉默，特定的看法就会得到强化，越多的人屈于群体压力而加入其中，从而形成一股向下的洪流。
在信息茧房时代，这股股洪流可能引发一场场群氓运动。他们跟风、盲从、焦虑、易怒、狂热、纵欲，拒绝思考及放纵暴力，缺乏独立意识与思辨能力，在追求“集体灵魂”中迷失，在追逐公共利益中窃取私利。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·勒庞在《群氓心理学》中指出：“深谙其道的演说家在面对群氓的演说中常常利用这些特征。【6】”
桑斯坦警示：“一些国家就由于这个原因走向灾难。对于生活在信息茧房的领导人和其他人而言，这是一个温暖、友好的地方。但是，重大的错误就是舒适的代价。对于私人和公共机构而言，茧房可能变成公众一种可怕的梦魇。【2】”
03
逻辑与生意
如何消除这个可怕的梦魇？
奥尔波特教授在开篇时说“大部分对抗是幻想中的恐惧的产物”，一切文明的问题都是主观的问题，解决文明问题的方法也在主观之中。
主观思想缔造了人类文明，主观价值开启了自由市场。哈耶克说：“经济理论的每一次重大进步，都是主观主义的贯彻运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。”这句话扩大来说就是，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，都是主观思想的进步。这与物质、规律的客观性不矛盾。
为什么到十六七世纪人类才开启现代文明？为什么不是十三世纪？
历史决定论认为，那是历史的必然性。何为历史的必然性？技术与生产力吗？技术与生产力又是人类主观创造的。
其实，人类在“马尔萨斯陷阱”中反复折腾，根本上还是因为思想市场被消灭，主观思想被抑制，东西方所谓的智者都只掌握了形式逻辑。16世纪马丁·路德的宗教改革，解锁了思想市场。接着，牛顿、洛克、斯密等建立了抽象逻辑。
当然，思想市场经常失灵。我在《何为大学》中指出，知识的延续性导致其产权不完全排他；知识的外部性导致价格机制不灵敏；同时，思想市场的惩罚机制容易失效。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，如知识产权法，思想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被谎言、谣言、谬误与似是而非的“真理”淹没。
所以，第一步是用制度打破信息茧房。第二步是建立抽象逻辑。有人提出，中国的学校应该引入逻辑学。逻辑学至关重要，同时理工科、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的逻辑训练也同样重要。
当然，对于大众来说，自由竞争或许是解决信息茧房、削弱偏见与群氓的最有效方式。
奥尔波特教授在《偏见的本质》中介绍了很多心理学实验，其中有一个拉皮耶设计的巧妙实验：
这位美国研究人员与一对中国夫妇遍访美国各地。他们曾一同在66个旅馆过夜，在184个饭店就餐，总共只有一次被拒绝服务的经历。之后，他给这些地方的经营者都邮寄了一份问卷，调查他们“是否会接待中国人”。结果93%的饭店与92%的旅馆表示不愿意为中国人提供服务【1】。
实验的结论是“‘纸面’的情境会比真实情境更强烈地唤起被试的敌意。威胁要实施歧视行为的人实际上可能并不会这样做”。
拉皮耶的实验发生在美国种族歧视流行的50年代。当时美国存有种族隔离制度，黑人、白人、印第安人、中国人生活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之中，信息茧房强化种族歧视。
但是，这些美国商家在歧视问题上显然是言行不一，言语上激烈，但行为上却要温和得多。这是为什么？
美国经济学家加里·斯坦利·贝克尔正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，他抓住这个热门话题，在1955年撰写了博士论文《歧视经济学》。贝克尔是歧视经济学的开创者，他指出歧视是一种经济行为。贝克尔的研究表明，歧视需要付出代价，造成经济效率损失【7】。
美国商家对华人在行为上的歧视要远远弱于言语上的歧视，根本上还是出于代价的考虑。当今的网络流行着各种地域歧视、学科歧视、性别歧视、身份歧视。这些看似“穷凶极恶”的歧视者在现实中要“怂”得多，甚至待人礼貌、温和、谦逊。考虑到代价与风险，对同事、上下级、朋友、同学、客户、合作伙伴，即便存有偏见与歧视，也会尽量掩饰、避免冲突。
可见，在约束人的言行上，生意比道德教化更有效。因为代价与利益，我们不得不包容对方，硬着头皮去了解、理解对方。这就打破了自己的信息茧房，增进信息交流与情感融合。
可见，市场分工增进了人类的道德与文明，自由交易促进了世界的繁荣与和平。对此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一位大师约翰·穆勒在其《政治经济学原理》有如下表述：
“商业首次教育各个民族满怀善意地看待彼此的富强与繁荣。过去的爱国者，除去其中富有教养的能够将世界视为自己国家的人之外，无不希望本国以外的一切国家都贫弱而且管理不善。现在，他们将其他国家的富裕和进步视为本国富裕和进步的直接源泉。正是商业贸易通过巩固并增加与战争天然对立的个人的利益，使战争迅速遭到废弃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讲，作为世界和平基本安全屏障的国际贸易的全面开拓和迅速发展，已经成为人类种族的思想、制度和素质不断进步的伟大的而且永久的保证。【8】”
有些人用一战、二战反驳穆勒的观点。这种反驳不符合历史演进，也不合乎抽象逻辑。
很多人不了解，在没有自由市场之前，国与国之间，村落与村落之间，可谓老死不相往来。封闭的农耕计划经济体，千年不变的存量斗争，以及统治者为维护政权合法性而制造外敌，这些因素导致国家、部落、民族、种族之间一旦大规模接触便触发残酷的战争。我们无法想象，如果没有自由市场，20世纪初亦或是当今，人类如此密集的交流，将上演何种惨剧。
嫉妒是人性中最基本的成分。在农耕时代，没有自由市场，财富没有流动，自然萌生对地主的嫉妒。抑制嫉妒的办法就是道德教化——听天命、灭人欲，剩下的只有均平富了。这些办法都无助于道德与经济进步。只有交易才能淡化人的嫉妒之心，财富流动改变认知。真正的市场交易者是希望他人有钱。公司有钱才能为自己发工资，他人有钱才能买自己的产品，富人有钱自己才好融资。
亚当·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指出：“人的同情心，是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远而急速下降的。【9】”
今日人类如此大规模的陌生人之间的协作，不可能交给同情心来化解冲突，也不可能交给法律来约束行为，更不可能交给国王来调节。只能交给自由市场，每个人评估自己的成本与收益而行动。固步自封者、歧视者、不合作者逐渐被淘汰，而开放、自由、协作的精神得以保留与弘扬。这并不是说为自己牟利的人、生意人的道德更高尚，而是自由市场的竞争呈现了这样一种结果。
反过来说，如果被淘汰者、吃租者、垄断者以及货币经济之外的人，故意破坏自由市场，那将引发经济、道德与文明的严重退化。当然，离开了公正的制度，自由竞争同样引发悲剧。
让每个人的言行，承担应有的代价。这个世界才能往更好方向走。个人言行的“待价而沽”促使人类彰显谨慎、谦逊、包容、进取的美德。
参考文献：
【1】偏见的本质，高尔顿·威拉德·奥尔波特，九州出版社；
【2】信息乌托邦，凯斯·桑斯坦，法律出版社；
【3】动物庄园，乔治·奥威尔，上海三联书店；
【4】人的行为，路德维希·冯·米塞斯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；
【5】纪念沃尔特·威廉姆斯，谭镇年，人文学会；
【6】群氓心理学，古斯塔夫·勒庞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；
【7】歧视经济学，加里·斯坦利·贝克尔，商务印书馆；
【8】政治经济学原理，约翰·穆勒，商务印书馆；
【9】道德情操论，亚当·斯密，中央编译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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